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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陈可辛的内地社会新闻片

发布时间:2018-10-12 01:56:47 已有: 人阅读

  片尾对我来讲是最有力量的,而且是最压抑、最悲剧,也最不像陈可辛的电影。我的电影,结局从来没有开放过,这是第一次完全开放的结局。知道最后怎么办,这个戏就完了。

  赵薇原本对李红琴这个角色没有信心,因此看了大量电视新闻和纪录片。对那些失子寻子的新闻和纪录片,赵薇有个发现:“永远都是到孩子找到就结束了。从来没有一个片子讲,孩子拿走以后,另一边是什么样。”(剧组供图/图)

  片尾对我来讲是最有力量的,而且是最压抑、最悲剧,也最不像陈可辛的电影。我的电影,结局从来没有开放过,这是第一次完全开放的结局。知道最后怎么办,这个戏就完了。陈可辛谈《亲爱的》

  她从安徽农村来到深圳,出火车站,一脸憔悴走在繁华街头。导演陈可辛要求她不能化妆,她脸上的皱纹、色斑在特写镜头里一览无余,那双著名的大眼睛底下,眼袋显得格外重。乡土气息十足的衣着和双肩包之外,她自己提出手上还该再拎个尼龙袋,这样形象会“更地道”。

  赵薇演的农妇叫李红琴,丈夫一年前癌症死了。丈夫生前在深圳打工,先后带回一个女婴和一个男孩,说是捡的。她不能生养,这就有了儿女。有一天几个外地人从她家抢走了儿子,她后来从公安局知道,那是儿子的亲生父母。在看守所蹲了半年后,她去深圳,要去社会福利院把女儿要回来。

  电影《亲爱的》题材来源于央视法治栏目《大家看法》2011年第54期,“千里寻子”。公司里的内地同事推荐给了陈可辛这个香港导演,一波三折的故事立刻抓住了他。

  在深圳开店的湖北人彭高峰丢了3岁的儿子,他开寻子博客,在天涯论坛连载“苦涩无助的寻子日记”。他收到许多人提供的线索,无数次出发,无数次失望,也多次被骗甚至遇险;他同多名失子父母组成寻子团体,彼此支持鼓励。他很幸运,儿子真的找到了,虽然用了三年。

  陈可辛见了彭高峰。彭高峰告诉他,孩子刚回到身边时,晚上常常哭闹,要回去找那个“妈妈”。彭高峰说自己甚至觉得,把儿子带回家是自私的,因为对孩子来说,这就像“二次拐卖”。

  “这个人活得很明白,在中国有一个那么明白的人,我觉得很不容易。”陈可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我觉得这个故事必须得拍。”

  赵薇对李红琴这个角色犹豫再三,她离自己的生活太远。接下角色之后,她看了大量相关的电视新闻和纪录片,“去教训买走孩子的父母,说你当人是猪吗,可以买卖的吗?”影片中李红琴蹲在墙根,带着哭腔回答的讯问和呵斥,她说芜湖话,声音显得惊慌、孱弱,又带着农村人的顽强。

  对那些失子寻子的新闻和纪录片,赵薇一针见血:“永远都是到孩子找到就结束了。从来没有一个片子讲,孩子拿走以后,另一边是什么样。”

  陈可辛“北上”整十年,这是他第一次拍线日《亲爱的》正式公映,拐卖儿童这个内地商业电影还没碰过的“敏感”题材,就让香港导演抢了“头彩”。

  编剧张冀尤其记得佟大为和赵薇的一场戏。佟大为扮演油滑、势利的小律师高夏,李红琴向福利院要回养女,盲打误撞碰上高夏,高夏避犹不及,但他随后落入人生低谷,发现他与这个农妇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两人走在夜色中的深圳街头,高夏仰望林立高楼的辉煌灯火,向李红琴喟叹:“你看这个城市,多么有钱啊。”他把钱还给了李红琴,“这次是免费的。我会帮你要回孩子的。”

  陈可辛:三元里,广州的城中村。本来整个戏在深圳拍。结果找不到一个好看的城中村。深圳是一个非常“不好看”的城市,它没历史。我觉得广州好好看。我会去放大一些属于这个阶层的美的东西,像电线杆上杂乱成团的电线,像三元里窄巷里狭长的光影。

  陈可辛:第一次去。他们说那里挺复杂,很难摆平各种关系,可能很多人会问你要钱。其实结果还好。当然是给了钱的。但有的地方你给了钱都摆不平,一个小店就收你十几万,可能他一天生意也就几百块钱。你说换一个店,发现每个店都一样,他们都沟通好了。

  南方周末:电影里的寻子团的行为细节,比如他们唱《隐形的翅膀》,还有一齐拍手“鼓励鼓励”,这些属于内地文化气质的东西你是怎么找到的?

  导演就必须是海绵,要去吸收。尤其一个香港导演,到内地拍一些不熟悉的东西。每个人讲话我都会听,我就是最好的海绵。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就算是内地导演,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陈可辛:我知道有个团体叫“宝贝回家”。彭高峰跟孙海洋,就是黄渤和张译角色的原型,都是一分子。但是张译的原型不是土豪,也不是“宝贝回家”的发起人。很多东西当然是虚构跟真实之间,包括鲁晓娟跟田文军,现实里是没有离婚的。张冀觉得,离婚更能展现来到这种移民城市的夫妻,梦想不同了,成就也不同,分开了情节就丰富了很多,多了很多社会性的东西。

  南方周末:广电总局的公示里,影片剧本备案时得到的意见是“修改后通过”,你还记得有哪些修改意见吗?

  陈可辛:计生办那场,明显就建议你别拍了。(注:一对失子父母决定再生孩子,去计生部门办理准生证,办事员要他们提供现有孩子的死亡证明,父亲被激怒。)

  他们没说坚决不许拍,只是建议别拍。在以前的经历中,我们对建议别拍的都拍了。因为我知道,电影局还是挺人性化的机关,不是那么死的。计生办那场戏,我觉得结果能过审,可能因为那个公务员起码态度是非常好的。

  陈可辛:我以前不知道,后来越来越知道。《投名状》上片前我都快疯了,完全不明白问题在哪里。我不批评,又没有,你说血腥、暴力,我就剪呗。我完全不知道人性的灰暗,都跟国家有关。李连杰他们三个人签投名状,杀一个无辜的人那场戏,网上预告片播了半年了,我当时说,你们确定剪了之后不是一个笑话吗?大家都看了半年了,但是到了正片没有?确实死活不能,不然就不让上。

  其实这部电影也好、《投名状》也好,我就在讲人性不是非黑即白。这个戏最挑战观众的,就是中间突然出了一个新人物,突然变成主角,然后我跳到她的观点。这就是人性的双面性,事情的双面性。我知道不容易过,但这次确实是过了。

  南方周末:你是否特意去掌握故事的平衡?故事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又不能看观众彻底悲观。

  陈可辛:可能我比较幸运。从小到现在,身边都有挺多不错的人,我没有太多阴暗面。我理解人生是悲观的,但我身边的人还是不错的。这也是被彭高峰影响的。他跟我说,找回儿子却像“二次拐卖”。他活得那么明白。他一年后还回去看李红琴的原型,还让儿子给养母打电话。既然有这样的人,就代表尽管生活是没有出路的,但只要人间有情,是能活下去的。

  陈可辛:我觉得唯一使我们比较善,比较明白,比较正的,就是家庭教育,别的教育都是狗屁。我碰到过的有问题的人,通常都是童年不幸福、家庭关系不好的。我没有跟彭高峰聊过,但我觉得他肯定家里是不错的,这跟有没有钱没关系。

  南方周末:李红琴的养女可能真的是弃婴,但法庭判决分开了这对事实上的母女。情和理之间,你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陈可辛:这个事搁在美国,都不可能拿到小孩的。因为制度就是制度。这个制度觉得女孩是给拐卖家庭拐掉,李红琴虽然不知情,也是拐卖家庭。要是为了个人意义的人道主义,觉得你很可怜,把女儿还给你,这个社会、这个法律怎么办呢?

  陈可辛:没办法。我其实是戏路很窄的导演,我在香港都拍城市中产,还有一点洋化的东西,因为我在外国生长。《双城故事》、《风尘三侠》好像很市井的尖沙嘴的故事,但是都有点像洋片,其实就是我的生活圈子。《金枝玉叶》就更别说了,唯一《甜蜜蜜》是比较草根。

  到内地,所有东西都是陌生的,我喜欢拍写实题材,但是没有好的编剧,我自己不知道从何入手,确实有很大文化差异。对我来讲,拍美国片都比拍内地片容易。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能拍古装片。不只是我,谁都是。那时候我常讲一个笑话,说你要拍一个一千万的片,找不到投资;你要拍一个亿的投资,很多人排着队找你。古装片的世界你也没去过,我也没去过,就没有接不接地气的问题。

  但是古装片现场的状态,千军万马的指挥,动作戏,都是我非常烦的,因为我又不喜欢,又没兴趣,又不懂。我要靠武术指导,靠一大堆人。副导演在喊,我坐在监视器后面,一切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没办法,市场就是这样。

  直到《武侠》彻底失败,痛定思痛,怎么也得回去拍一些你懂的吧?就来了《中国合伙人》。我最心爱的就是《中国合伙人》。虽然是讲俞敏洪他们,但是我更多投入了我自己的经历,对美国的那种憧憬,跟一路走过来的种种,情怀完全是我的。所以《中国合伙人》给人骂价值观,我说没办法,那就是我的价值观。我对那个戏的褒跟贬,百分之百照单全收,真的是最代表我的戏。

  陈可辛:当然有可能。我一直强调电影是个商业行为,问题还是来自市场。整个香港电影的市场状况出了很大问题,不是一部电影卖座能解决,也不是一个小潮流能解决。比如大家说《无间道》给了香港警匪片一个“小阳春”,其实没有解决香港整个电影生态的问题。

  就是市场不够,人不够。海外已经没有看华语电影的习惯,香港电影、内地电影、电影都没有了海外市场。就靠那2000万人,香港就靠700万人。当全世界都开始回去看自己的电影,香港就处于很大的劣势,因为人少。香港电影人从1990年代末就开始找出路,使我们能继续拍电影。

  这些年很多香港导演来到内地,发现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也有很多限制。有人就觉得,那算了,我回去拍,吃苦一点也没问题。但是回去拍,真的能成的,最多也就是不亏很多钱而已。投资方永远觉得,有内地市场为什么不要?只有一些不可以在内地上的戏,过不了审批的,这两年就出了一批被称为低俗的电影,讲脏话、所谓接香港的地气,但我觉得根本不是,是一种哗众取宠。我要是二十几岁可能也会在这一群里面。现在用那样的方式拍所谓的港片,我真的做不到,也不想做。

  陈可辛:我们永远怀念从前,要回到以前是不可能的。1970、1980年代,只有香港是创作最自由的地方,也没有的考量,所以电影是纯娱乐。中国人在全世界的流转,造成华语电影在全世界的市场需求。香港就碰上了这个时机,造就了这样强的电影工业。

  海外的中国移民,从第二始已经被当地同化,不再需要华语的娱乐。香港所有的优势在1990年代没有了。1990年代我们一窝蜂地拍戏已经是最后一班车。把洋片的限制拿掉,不到两年,好莱坞片的市场占有率变成98.6%,非好莱坞片法语日语韩语华语加起来1.4%。市场没了,香港电影就没了一个最强后盾,然后新、马市场都越来越边缘化

  还会有一批人坚持拍自己喜欢的东西。要是只讲工业,香港电影我真的无法评价它的未来。但是电影确实有非工业的,你看新加坡也拍出《爸妈不在家》那么好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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