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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思想周报丨英语专业教育的科学与自由;美国党初选

发布时间:2020-10-17 23:24:13 已有: 人阅读

  今年毕业季,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曲卫国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转发和讨论的热潮。他提到,近几年的毕业典礼上他都谈谈民间复旦校训“自由而无用”,今年的讲话则主要围绕作为个体独立意志和思想体现的自由展开。曲卫国谈到自己对于文化差异假设的态度变化,他曾经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假设,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他看到了这种假设的缺陷。首先,这种假设表面上尊重不同文化,实际上却把人类文明的某些成果和特点全部划归到了某一文化名下,是对人类共享资源正当权利的剥夺;其次,这种假设暗含的结论是,我们的生理构成决定了我们的文化特性,这无视了历史在不同族裔的互动、杂糅下发展的现实。曲卫国指出,即便是在研究或学习中,我们的思想其实常常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自由,读书时独立意志停摆,没有了自由思想,结果也许比不读书更糟。因此,读书应当为自己独立的生命体验而读,为自己能有更大的思想自由而读。

  同样是上周,复旦大学英文系教师朱绩崧在其公众号“文冤阁大学士”上发布了一篇题为“你读大学,只学会了用‘自甴’的破布遮掩‘无用’的羞耻?”的文章,从学生期末考试中出现的低级错误出发,对整个英文专业的“科学研究”转向以及大学对“自由而无用”的崇尚进行了抨击。该文在网络上获得了不少关注,也引发了关于大学教育的思考。

  朱绩崧提到,现在英语专业的学生和他读书时不一样,没了读字典、背字典的习惯,尽管手机了装了好几款词典app。他认为,这种衰退的本质是对语言修习的疏远,其背景是整个英语专业自上世纪十年始的向“科学研究”的转型,而这种所谓的科研不符合世情物理,造成了英语专业学生普遍的英文语言能力下降、英语专业存在的意义日益受到行业内外质疑的后果,必将被历史证明为“一群巫婆神汉自娱自乐的闹剧”。

  朱绩崧指出,正是“科研第一,自由万岁”的风气让刚刚入门的学生忽视了基本功,但现实是,英语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只能来自语言修习。英语专业教育应该是沉心静气,勤学苦练,“由字义入经义”,最终从西方经典文本中汲取进步的力量,只有经历生活和苦难,才能了解何为真的科学、真的研究、真的自由。尽管此篇议论针对英语专业教育而发,但正如评论中网友“某T”指出的那样,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在当代大学中的很多专业普遍存在。

  近日,广东、宁夏、山西、浙江、山东、四川等全国多地全面开展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对居民区、大型建筑物和道路、街巷等地名中存在的“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处理。由于个别地方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一些操之过急、矫枉过正的问题,在社会上引发了热议。6月21日,民政部区划地名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充分进行专家论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审慎提出清理整治清单,严格按程序推进实施。此前激起的纷扰开始平息的同时,人们也开始思考,这些“洋化楼盘”、洋地名是如何出现的,又为何风靡全国?

  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日前刊发了人文地理学学者黄旭、赵博的“‘洋化楼盘’的资本逻辑:高房价和炫耀性消费”一文。文章指出,洋化楼盘(xenophilic community)的出现固然是本地社会对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呼应,带有时代的烙印,但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资本逻辑。

  黄旭、赵博在研究中根据名称和建筑风格在2000年以来北京市近3200个新建楼盘中识别出了540个洋化楼盘,发现这些楼盘的价格明显高于其余非洋化楼盘。在排除了开盘时间、容积率、社区规模、停车空间、建筑质量、距离市中心距离等可能影响房价的影响后,这项研究发现,洋化对楼盘价格和显著的提升作用。作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洋化立面装饰、绿地生态环境和相应的社区软环境增加了成本,另一方面,仿真的洋化楼盘带有额外的符号化的意义,其所象征的优雅、体面、时尚的西方中产生活方式迎合了消费者的炫耀性消费心理,即一种为公开展示经济实力和某种审美情趣而购买奢侈品的行为。开放商于是利用这一消费心理和倾向,推出更多高价洋化楼盘以攫取超额利润。

  界面文化刊发的“全球化、中产梦与地名的空间政治:我们为什么在意‘洋地名’”一文同样注意到了洋地名的符号意义。作者林子人指出,洋地名的兴起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中产崛起的结果,这些源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地名被商人利用、包装为某种“时髦”“先进”“幸福”的生活范式和文化资本,贩卖给中产消费者。该文进一步指出,地名也是一种空间政治(spatial politics)的表现形式,形塑着我们对具体空间的认知。

  林子人在文中提到,对于“洋地名”的爱好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赛尔的《格调》一书中就曾指出美国社会存在强烈的“英国崇拜”,地产开发商为了吸引中产买家常常刻意采用英式地名。类似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张鹂在研究中国城市中产房产消费的过程中发现,从本世纪初开始,购房者越来越多地将购房决策和文化品味、居住理念联系起来,开发商则致力于围绕文化概念、居住理念打造商品房。开放商的逐利意图和将现代美好生活和西方联系在一起的流行心态共同为洋地名和洋化楼盘的兴旺提供了土壤。

  文章进一步指出,洋地名的风行也引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事实上,在此次整治之前,对洋地名的不满和政府的干预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围绕洋地名的冲突反映出地名是一项各方利益冲突下争议不断的空间实践。文章援引伦敦正经学院学者David J. Madden的研究指出,地名指向的往往是人群的归属区隔,它们划分社会界限并创造某种集体政治身份。洋地名的泛滥与中国人的中产梦密切相关,而这往往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通过购买商品(及其符号),城市新中产在身份认同缺乏量化指标的混沌中找到了一条确定无疑的路径,即通过消费获得身份确认、阶级认可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机构通过地名来划定行政边界、彰显政治权威、定义空间问题、合法化政治主体、阐释领土政策,对于国家而言,地名的更改是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文章最后总结道,地名的意义或将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其始终体现着城市空间意义的复杂性,因而不会在公共讨论中缺席。

  近日,Verso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全自动化奢侈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引起了关注,作者Aaron Bastani在马克思的长篇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发现了“全自动化奢侈主义”的思想起源。150年后的今天,“后工作”时代似乎让这一理念的实现比以往都更具可能性。

  Aaron Bastani认为,马克思思想中一个未被重视的层面,是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中机器将逐步取代劳动力——包括动物的劳力和人类的劳力,体力劳动和认知劳动。在这个充满矛盾的系统中,这种替代趋势有着解放的潜力。这一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中“机器论片段”一节中,有着明确的阐释。因为《大纲》在1858年写就,却一直没得到重视,1939年才第一次发表(德文),直到1973年才首次翻译成英文。其结果是,马克思在其中先见之明的观察,对整个二十世纪的主义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在 Bastani 看来是个悲剧,因为《大纲》不仅是历史上第一次分析了技术变革,还揭示了这种变革可以提供何种机会。

  马克思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竞争迫使资本家在生产中进行创新,这导致了工作流程和技术将处于永不停歇的实验之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市场逻辑意味着资本家必须以尽可能廉价的方式生产商品和服务,这迫使其不断减少开支,从而创造了一个永无止境的从任务到整个工作的自动化周期——用机器替代工人。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意味着无尽的痛苦和剥削,但在另一种制度下,这则意味着机会。

  虽然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且休闲被视为重要社会利益,然而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带来更多休闲时间,而仅仅带来了更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大纲》中,马克思把演变带来的希望置于一种替代性选择之上,只有在追求它的时候,人类才能获得自由。马克思尽管并未描述一个关于主义的清晰景象,而是强调工人在斗争中的独特位置,将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但他确信新社会的某些特征,那将是劳动和休闲之间界限终结的一个社会。更根本的是,它标志着人类退出他所谓的“必然王国”,并进入“自由王国”。对马克思而言,“必然王国“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与自然博弈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并维持和再生产我们的生命。换言之,它是由”稀缺性“定义的世界。这是我们自人类的原始祖先开始,所面对的状况。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它成为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如何有效并公平地分配资源?

  对于马克思而言,“必然王国”的道路如此漫长,它甚至也包含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因为,后者同样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如工作和稀缺,尽管它也许更具社会公正性。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更值得争取的,但也是其他事物的“绊脚石”:主义和“自由王国”——一个关于“富足”的未来政治工程。它除了需要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利外,也需要新的思想来,技术与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未来社会的关键,尽管反复呼唤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但马克思并非认为工作让我们自由,也不认为工作的社会将扩展人类可能性的限度。相反,他的观点是,当我们的劳动——我们如何将认知与体力劳动与世界相结合——成为自我发展的途径,而不再是生存的手段时,主义才有可能。马克思认为这取决于技术的变革:生产力越发达,其所能提供的劳动和休闲融为一体的新型社会的能力越强。当一个社会拥有更大的集体财富,所有的基本需求和创造欲都得到满足。这时就是“奢侈(luxury)”的用武之地。在一个稀缺社会,它表达了超越实用性,其本质上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但当信息、劳动力、能源变得永久便宜——劳动和旧工作的局限性被抛到身后——最终我们不再仅仅需要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让“有用的”和“美丽的”之间的界限消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主义是奢侈的,或者它不叫做主义。

  2020年美国大选的党党内初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与以往不同,这次初选总共有20名候选人参加,6月26、27两天,20名候选人将进行一轮角逐,以达到竞选经费和民调支持度的门槛,进入下一轮角逐的候选人将在7月30号和31号进入下一轮辩论。角逐将在这之后不断升级,开始分州投票。这场初选,是1952年以来,党内最激烈的竞争。这样的竞争程度意味着什么?它会挑战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走向吗?美国的政治格局又会因此改变吗?

  上周,《纽约书评》刊出专栏作家、分析师Michael Tomasky的文章,讨论党初选的前景。目前看来,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前任副总统乔·拜登、2016年初选黑马,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还有女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这几只“领头羊”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拜登因为做了八年奥巴马的副总统,在非裔美国人中支持率很高,达到40%(相比之下,桑德斯只有10%),但拜登的劣势在于在经济议题上站得太中间;桑德斯仍然势头很猛,但这次的问题是“群雄混战”,他的对手一下子变得太多;至于沃伦,她的优势在于既可以吸纳社交网络上更激进的年轻人,又可以为建制派所接受。但缺点就是她长年担任参议员,会被人质疑是否具有行政能力。

  总体而言,候选人增多的情况,将使得整个党内初选的周期变得很长,而作者则担心这样激烈的初选,会让党进一步:在党内,随着2016年希拉里与桑德斯之争,更年轻的、城市居民居多的左翼自由派,和更传统的、年纪较大的中间派之间的冲突,越来越紧张。在《纽约书评》的文章看来,党的两派都意识到了美式资本主义没能像从前那样让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均衡,而这一问题带来了危机和特朗普的上台,但党内的双方并没有能够就如何解决问题形成一致的政策——左翼自由派更强调“”,即激烈推行再分配公平;而中间派则强调对现有政策做一些修补就可以满足需要。

  在2016年之后,党的内部权力模式经过了数轮拉锯。这次初选的方式也和权力变化有关。2016年,希拉里、桑德斯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Tom Perez达成了一项改革党的方案,包括弱化了“超级党代表”(1980年开始设立的,用以保证持主流政见的候选人在初选中胜出的投票人,2016年希拉里在初选中正是依靠这个制度胜过了桑德斯)。在新的初选规则中,这些超级代表的投票只有在投票中没有候选人得到多数票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此外,还有数项改革也将在这次党初选中生效,比如在更多州的初选中,会采用选民到票站投票的模式,而非以前的党团会议上初选的形式,这种新的模式可能会更加有利于中间派的候选人,如乔·拜登,而不利于桑德斯等更激进更青睐网络动员的候选人。

  在《纽约书评》的作者看来,左翼自由派过度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文中援引2018年底的一次盖洛普民调数据指出,党内只有37%的人认为党应该往更加左翼自由派的方向调整,而54%的人仍然相信党应该继续偏中间道路的路线。在推特等社交网络不断释放左翼信号的同时,党的基本盘其实变化不大——这意味着一些乐观的估计最后很可能失望。

  站在更偏向中间派的立场,《纽约书评》的文章认为最坏的初选结果是别的候选人小幅胜出桑德斯,或者桑德斯小幅胜出其他候选人——这显然会加剧党内部的撕裂和冲突,导致美国政治的传统两党制进一步崩坏。但问题在于,桑德斯的政策,也并非是多么激进——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Jamelle Bouie就撰文认为,桑德斯的整个政纲,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回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纲领,相比20世纪早期要求打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的政纲仍然聚焦在用税收手段实现再分配和福利上。如果最终党的初选在桑德斯和建制派党人之间继续撕裂,那确实将意味着美国的传统政治体制已经到了充满不确定性和危机的关头了。

  关键词

  自由而无用,英语专业教育,洋地名,洋化楼盘,新中产,美国党初选,马克思主义,后工作,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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