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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时期对外政策研究的前沿问题

发布时间:2019-11-08 03:44:41 已有: 人阅读

  对外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的过程和结果。在国际格局变动和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新时期第一,微观层次。对外政策研究总体属于中观层次的范畴,但是现实世界中微观主体会深刻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对外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的过程和结果。在国际格局变动和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新时期,对外政策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前沿问题。它们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也被涉及和讨论,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些问题表现出不同的特质,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政策。

  第一,微观层次。对外政策研究总体属于中观层次的范畴,但是现实世界中微观主体会深刻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行为体层面来看,一些国家国内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带有独特个人倾向和偏好特质的上台,其政策主张超越了党派的传统理念。特朗普是典型的例子,其个性突出,出身商界,没有经历过官僚体系的培养和历练。对于这种类型的,有必要探究其成长背景、个人经历、信仰信念、心理认知和行为方式。除外,个人也会对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个人的行为或者围绕着某些个人发生的事件和宣传会促使政府反思和改变对外政策。从国际事件层面来看,以往的对外政策研究主要聚焦在与冲突和战争有关的政策方面。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微小事件也可能愈演愈烈,变成影响对外政策的重大事件,或者一些力量利用微小事件作为契机,进行渗透炒作,使之成为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索。

  第二,跨国联合体。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跨国联合变得越来越普遍。政府之间基于政策协调建立跨国联合机制(比如金砖国家机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拓展网络,与各国的民间组织协同联动,影响媒体、公众以及政府的对外政策。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和公司以及所在国政府和公司之间更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跨国联合关系,它们可以向双方政府施压,寻求达成共同的目标,比如贸易和投资政策调整。混合的跨国联合体则是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多种形式的组合。跨国联合体通过游说和施压,促使政府改变对外政策,跨国联合的形式几乎已经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三,潮。公众并不是对外政策研究的新问题。但是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呈现出快速变动和震荡的特征,网络在短时间内可能集中爆发,形成潮,强烈冲击公众心理和政府的政策制定活动。潮既波涛汹涌又瞬息万变,使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面临更加猛烈的、来自公众层面的干预和压力。这种突发和易变的潮不同于传统纸质媒体和电视广播媒体时代的。由于社交网络的出现和开发升级,潮可能会在政府管辖范围以外的空间悄然出现,并逐渐形成影响对外政策的声浪,这需要政府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和引导。

  第四,技术。在国际技术竞争背景下,国家对外技术政策已成为新的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对外政策领域,技术安全、技术边界和技术优势开始与传统的议题(如军事安全、领土安全等)并驾齐驱,华为所遭遇的来自美国的技术打压和封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技术革新一跃成为对外政策分析中具有重大内涵的问题。与传统的处于科技发展层次的技术共享不同,技术独立和对技术封锁的突破成为对外政策的议程。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日益数字化,数字外交引起广泛关注,国家的政策选择甚至选举进程都会受到网络技术要素的影响。“脸书”(Facebook)用户数据泄露事件中的主角——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就曾经介入过英国“脱欧”和一些国家的选举过程。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自下而上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成为现实,即公众尤其是受事件激发而带有强烈情绪的网民群体,通过网络媒体向政府施压,政府越来越无法忽视网络空间的导向,网络宣传和扩散的速度极快,声势浩大的网上运动能够将相关议程推进政府决策的“议程清单”之中。

  第五,信息源。对外政策研究依赖于对事实和过程的观察、测量和操作。没有信息就意味着无法透彻地了解一些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参与者的真实意图。那么类似于“官僚模型”的对外政策分析模型,在其应用的可行性方面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人们无法了解政策博弈过程中拥有不同职位的是如何进行互动的、其观点和立场是什么以及不同博弈者派别之间的分歧包括哪些、竞争的烈度如何等。外交谈判无法完全公开,因为谈判双方或各方无法将谈判中所有你来我往的妥协和让步公之于众,否则将会因国内外的强大压力而使谈判中断或破裂。与此类似,对外政策的有关问题及其决策过程往往是不公开的。只有极少数参与其中的和掌握相对较为充实的信息源,而且关于国际事件的叙述主要来自于政府和其他官方机构。如果外交档案不公开,以及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细节过程不公开,就会使信息供给既不充分也不及时。若干年后,相关档案虽然可以公开,对外政策分析的理论却会部分地丧失某些适用性、解释力和预测性。当然,随着外交参与主体的扩大和外交公开性的提升,信息源问题所带来的困扰趋于减少。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在信息供给方面都有了迅猛的发展,新闻报道的高覆盖度有助于改善信息供给的问题。至少在重大的国际事件方面,媒体对事件来龙去脉的挖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源。网络空间中全球媒体共同聚焦同一重大事件,从各个视角提供信息源,并且这些信息源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迅速散播,使观察者对重大事件的了解更趋于接近,极大地避免了“雾里看花”的研究困境。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发布源头的离散化使不实的信息和无效的信息,甚至是谣言大量出现,不仅没有为分析对外政策问题提供信息基础,反而构成了干扰,这需要各国政府进行网络规制。

  对外政策分析普遍关注大国和强国,一方面因为大国对国际体系和格局的确具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和大国的外交制度较为成熟、新闻发布和新闻传播的力量较强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在研究范围方面,对外政策分析所涉及的范畴是比较有限的。一些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公开的信息过少,我们无法了解政策制定的过程甚至政策本身。在一些口径缺少一致性的中小国家,国防部可能和外交部(或者总理、总统)在政策立场表达方面有较大的分歧。一些国家国内急剧动荡,政策连续性弱,更迭过于频繁。在不同执政下,国家的对外政策迥异,很难找到普遍的规律性,针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就兼具比较研究和对外政策分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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